古今之争 25 我们并无“幸福权” （1963）

We Have no“Right to Happiness”

“话说回来，”克莱尔说，“他们总有个幸福权吧。”

我们那时正讨论发生在邻里乡党间的一件事。A先生休了A夫人。休妻之目的，是为了娶B夫人。B夫人为嫁给A先生，同样离了婚。确实，A先生与B夫人彼此深爱。要是他们继续相爱，要是他们的健康与收入都不出问题，可以推想，他们会很幸福。

同样非常清楚，他们与原配并不幸福。起初，B夫人崇慕丈夫。后来，他在战争中受了伤。人们以为，他丧失生育能力。可众所周知，他丢了工作。和他一起生活，不再合B夫人所望。可怜的A夫人也是如此。她失去风韵——以及全部活力。也许真如一些人所说，长期以来，她拖着病体，为他生养孩子，令自己灯枯油尽。这给他们的早期婚姻蒙上阴影。

顺便说一句，你万不可这样想：A是那种始乱终弃的男人，抛弃妻子，就像咂干橘子把皮一扔。她的自杀，对他是个可怕打击。我们都知道这一点，因为是他亲口说的。“可是我又能做什么？”他说，“一个男人总有幸福权吧。机会来了，我只能抓住机会。”

我起身离去。心想着“幸福权”（right to happiness）这个概念。

首先，这在我听来，就跟好运权（a right to good luck）一样奇怪。因为我相信——不管某道德学派会怎么说——我们是幸福还是悲惨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取决于人力控制之外的遭际。依我看，比起有权长六英尺高、有权认百万富翁作父、或何时想去野餐都有权得到好天气，幸福权可不是更有道理。

我可以将权利理解为一份自由（a freedom），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，其法律予以保障的一份自由。于是，我就有权沿公路去旅行，因为社会给我这份自由；称路为“公”，也就这个意思。我也可以将权利理解为一种要求（a claim），法律予以保障的一种要求，与之相关的是另一些人的义务。如果我有权收你100磅，这是说你有义务付我100磅的另一种说法。如果法律容许A先生休妻并勾引邻家之妻，那么，根据定义，A先生有这样做的法律权利，我们无需引入关于“幸福”的讨论。

当然，这不是克莱尔的意思。她的意思是，A先生不仅有法律权利这样做，而且有道德权利（moral right）。换句话说，克莱尔是——或者说如果她想透了，就会是——秉承托马斯·阿奎那、格劳秀斯（Grotius）、胡克（Hooker）及洛克之风的古典道德家（classical moralist）。她相信，在国家法律之后，有个自然法（a Natural Law）。

这我同意。我视自然法为一切文明之基石。舍却它，国家的现存法律就成了一种绝对（an absolute），就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。无法批评它们，因为没了藉以评判它们的规范（norm）。

克莱尔的格言“他们有幸福权”（They have a right to happiness），其先祖令人起敬。在一切文明人尤其是美国人所珍视的那些文字里，“追求幸福”的权利（a right to“the pursuit of happiness”） 已被确定为人权之一。这时，我们才触到真正关节。

那一可敬宣言的作者们，是什么意思？

他们的意思不是什么，很容易确定。他们的意思不是，人有权为求幸福不择手段——如谋杀、通奸、抢劫、通敌及欺骗等手段。没有社会能够建造在此类根基之上。

他们的意思是，“通过一切合法手段追求幸福”；也就是说，藉助自然法永远批准、国家法律会批准的一切手段。

必须承认，乍一看，这就把他们的格言化简成了一种同语反复（tautology）：人（在追求幸福之时）有权去做他们有权去做之事。可是同语反复，放在原本的历史语境中看，却并非一直都是废话（barren tautologies）。宣言首先是对长期统治欧洲的政治原则之否定，是落在奥匈及俄罗斯帝国、改革法案前之英格兰、波旁王朝之法兰西头上的挑战。它要求，无论何种追求幸福的手段，只要对一些人合法，就应对一切人合法；“人”，而不是某特定种姓、阶级、阶层或宗教的人，应有自由用这些手段。百年来，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，一个政党接一个政党，相继收回此一成命。当此之时，我们最好不要称之为废话。

可是，“合法”是什么意思——什么样的追求幸福的方法，要么会得到自然法的道德许可，要么会得到某特定国家的立法机构的法律许可——这个问题仍原封未动。在这问题上，我不同意克莱尔。我并不认为，人显然拥有她所提出的无限“幸福权”。

原因之一就是，我相信，当克莱尔说“幸福”之时，她仅仅是指“性福”（sextual happiness）。这部分是因为，克莱尔这样的女人从未在其他意义上用“幸福”一词。更是因为，我从未听她谈论过其他种类的“权利”。在政治上，她极“左”，要是有人为某位刻薄寡恩、毫无人性的大亨的某些举措辩护，辩护根据是他的幸福在于赚钱，他正在追求他的幸福，她就会感到受了侮辱。她也是一个狂热的禁酒主义者；我从未听说过，她因酒鬼在酒醉之时感到幸福而原谅过哪个酒鬼。

克莱尔的众多朋友，尤其是女性朋友，时常感到——我听她们这样说——扇她耳光，她们自己的幸福会明显提高。我很怀疑，这儿会不会用上她的幸福权理论。

克莱尔正在做的，在我看来，其实只是过去四十多年来整个西方世界所做的事。当我还是个年青小伙的时候，所有进步人士都在说：“咋这么一本正经？让我们像对待其他一切冲动那般，对待性。” 那时我头脑简单得可以，竟相信他们说的是心里话。后来才发现，他们的心里话恰好相反。他们的意思是，对待性，不要像文明人曾经对待我们天性中的其他冲动那般。所有其他冲动，我们承认，不得不拴上缰绳。绝对服从你的自我保护冲动，我们称之为怯懦；绝对服从你的攫取冲动，我们称之为贪婪。甚至睡眠也必须加以抵抗，要是你是个哨兵的话。可是，只要目标是“床上的四条光腿”， 任何冷酷无情及背信弃义仿佛都可以原谅了。

这就好比你有一种道德观（morality），其中偷水果犯错——除非你偷蜜桃。

要是你驳斥这一观点，通常会有人喋喋不休，说“性”之合法（legitimacy）、美（beauty）及神圣（sanctity），谴责你对它怀有某种清教偏见，令它丢脸或蒙羞云云。我否认这一指责。生于浪花的维纳斯……得金苹果的阿佛洛狄忒……塞浦路斯的女神啊…… 我对您可从无一语不恭。倘若我反感那个偷我家蜜桃的孩子，难道就必须假定，我总是不喜欢蜜桃？或者总是不喜欢孩子？我不以为然的，你知道，或许是盗窃行径。

说A先生有“权”（right）休妻是个“性道德”（sexual morality）问题，便巧妙地掩盖了真实情境。劫掠果园，并非违背了某种名为“水果道德”的特殊道德。它违背的是诚实（honesty）。A先生的行径，违背信义（good faith），对庄严承诺之信义；违背了知恩图报（gratitude），对大恩大德之人当知恩图报；违背了基本人性（common humanity）。

我们的性冲动，就这样被置于一个本末倒置的特权席位。性冲动被用来为种种无情、无信、无义行径开脱。这些行径，即便尚有其他目的，也理应遭受谴责。

尽管我看不出有什么正当理由（a good reason），赋予性这一特权，但是我想，我倒看到了一个强大动因（a strong cause）。原因如下。

强烈爱情——与无名欲火确然有别——之部分本性在于，相比于其他情感，其愿景（promises）压倒一切。虽然我们的一切欲望都有愿景，但都没有如此撩人心弦。热恋牵涉到这一几乎不可抗拒的信念：爱至死不渝，拥有爱人带来的不仅仅销魂，而且是固若金汤、硕果累累、根深叶茂、一生一世之幸福。因此， 一切 仿佛都成了赌注。假如错过这一良缘，我们就白活了。正因为想到这一厄运，我们于是沉入无底洞般的自怜自惜当中。

很不幸，这些愿景常被发现缥缈不实。每一位恋过爱的成人都知道，所有爱情（erotic passion）都这样（除了他本人此时此刻正在亲历的那个而外）。朋友自称他的爱地久天长，我们轻而易举知道不是那回事。我们知道，爱情这东西有时长久——有时不长久。长久之时，也不是因为双方一开始就有地老天荒之愿景。当两人确实不离不弃幸福终生，可不只因为他们是伟大恋人（great lover），而且也因为他们是——我必须直话直说——好人，节制的（controlled）、忠诚的（loyal）、公正的（fair-minded）、互谅互让的人。

假如我们废弃所有行为规范，以一个“（性）幸福权”作为替代，那么，我们这样做，并非因为我们的激情在实际经验中的样貌，而是因为我们被它攫取之时，它自称会有的样貌。因而， 不良行为（bad behavior）确确实实并带来悲惨与堕落之时，作为行为之目标的幸福，就接连败露其虚幻面孔。每个人（除了A先生和B夫人）都知道，A先生一年或几年之后，可能会找到同样理由，像休旧妻那样休掉新妻。他又会感到，一切又成了赌注。他又会自视为伟大恋人，他之自怜自惜将排除对此女人的一切怜惜。

不止于此，还有两点。

其一，一个社会纵容夫妻不忠，究其极，必然总是不利于女人。比起男人，不管少数男人的情歌或讽刺诗如何唱反调，女人天生更赞成一夫一妻；这是一种生理必然（biological necessity）。盛行滥交之地，她们常常是受害者，而非元凶。再加上，相对于我们，人伦之乐对于她们更为必要。她们最容易吸引男人的品质，她们的美，成熟之后，逐年衰退。我们赢取女人芳心的那些人格品质（qualities of personality）——女人一点不在乎我们的姿色——却并无此虞。因而，无情的滥交争战中，女人处于双重不利。赌注更高，也更有可能输。女性越穿越露，道德家为之皱眉，我并无同感。对此殊死争斗之迹象，我心中充满的只是怜惜。

其二，尽管主要为性冲动谋求“幸福权”，但在我看来，此事不可能就此罢休。这一致命原则，一旦在这个部门获准，必定或迟或早渗透到我们的整个生活。我们因而向这样一种社会状态推进，其中不仅仅是每一个人，而且是每个人身上的每一冲动，都在索要自由行动权（ carte blanche ）。 到那时，尽管技术或许有助于我们活得略长一些，可是我们的文明，却从根子上死掉了，而且将被——甚至不敢加上“不幸地”一词——一扫而光。